文化周期的历史闸门开启，“主旋律”将面对更多文化挑战！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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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18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60周年院庆的重要成果发布活动之一，“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18）”聚焦上海文学、文化、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电影产业、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权威发布上海文化发展领域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概括、展望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其中，《上海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18）》聚焦201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和上海电影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突出现象，本报刊发部分内容。

原文：《“主旋律”：认知时代的有效路径》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孙佳山

从《战狼2》、《建军大业》到《红海行动》，作为当前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旋律”的代表作品，以高度类型化的创作手法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尽管《建军大业》出现了“小鲜肉”演员的争议，《战狼2》仿照好莱坞式英雄主义式的“主角光环”的争议。那么，“小鲜肉”到底能否承担起演绎那段沉甸甸的革命历史的重任？好莱坞式的“主角光环”是否也能被成功地套用在我们的“主旋律”之中？“主旋律”能否发展成为与好莱坞大片相匹敌的中国式大片？

若想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自然离不开对我国“主旋律”发展阶段的全景梳理。

“主旋律”的四个发展阶段

“主旋律”的概念本身，最早是在1987年由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提出，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从1987年到2017年，“主旋律”走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中，它大致分为4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这一阶段的“主旋律”影片以《大决战》系列、《开国大典》《渡江战役》为代表。这类影片基本保持着对历史相对官方和正统的叙述方式，由于当时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只是初始阶段，新旧两种体制尚未完成转换，好莱坞等外国电影也没有大量涌入，因此那个阶段的“主旋律”影片反而都在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有着非常不错的票房表现。

第二阶段则是在世纪之交，既包括一系列“长征”题材等影片，也包括《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一些具有艺术电影特征的作品。在1997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以贺岁片的样貌打开内地电影市场的类型化探索的大幕之后，“主旋律”影片也开始逐渐向市场化靠拢。在这一阶段，过去“主旋律”浓重的官方投资色彩开始淡化，“主旋律”影片在投资意义上，开始尝试、摸索市场化的运作路径。

而第三阶段虽然仅有《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寥寥几部代表影片，但却表现出了足够的症候性。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不仅在资金投入意义上已经找到了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制作上也开始在局部大胆调用好莱坞等主流大片的制作手法，试图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其中国本土化的“嫁接”，这在“主旋律”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第四阶段则从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以《建军大业》《战狼2》为代表，包括《非凡任务》和2017年年末上映的《红海行动》等一系列作品。今天这个阶段的“主旋律”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复杂，从叙事结构、人物设定、冲突节奏到视觉效果层面上，都开始明显具备了好莱坞式主流大片的基本特征。而且，由于投资结构、出品归属等多层次的变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与过去由国家标明文化边界的阶段相比，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文化边界的“勘测”也是在商业逻辑摸索的基础上完成的。

扎根于中国经验的中国式大片出现

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洗礼，我国电影行业在历尽沉浮之后，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依照类型化的范式，按部就班地生产商业电影。尽管近十年来的小妞电影、青春片、恐怖片等过于参差不齐，但这种有意识的类型化尝试本身无可厚非。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最大误区和错位在于，无论是1993年的电影发行体制改革，还是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亦或2003年起一系列《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以及更为开放的准入制度的推行，中国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试图对标好莱坞大片，试图一经市场化改革，就要立即生产出中国式大片与好莱坞相抗衡。

然而，事与愿违，与好莱坞相比，我们并没有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黄金时代和从1967年到1976年的新好莱坞电影的扎实的类型片积累过程，而好莱坞在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周期里，却完成了从西部片到科幻片，这些可以处理不同族裔背景和文化经验的成熟类型片体系、架构的搭建。

所以这种差异和差距的直接后果，就绝不仅仅是在商业类型片上的悬殊对比，在“主旋律”领域也同样有着深刻地体现，社会上长期以来之所以对“主旋律”持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旋律”没有好莱坞电影丰富的类型化经验，人物、情节缺乏相应的感染力和信服力。不管是人物形象、情节架构、矛盾冲突、心理动机还是共情模式等，都被好莱坞纯熟地运用到了自身的“主旋律”影片中。但是普通观众们却只会被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吸引，根本意识不到“主旋律”的倾向性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补课，也一直在补课的领域。

这也是到了《建军大业》和《战狼2》，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历史节点，来标识主旋律的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原因。因为尽管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中开始在局部采用了类型片的元素，但它们的群戏化塑造历史人物、碎片式情节呈现、纵览化历史叙述的整体特征，在商业上毫无疑问也是不成功的，这也使“主旋律”的实际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的确，在我国现代历史上“建军”这个过程复杂而多义，凝结了几代中国人的鲜血；但在影像化表达上，我们确实还没有足够丰富、多样的经过市场化检验的策略和办法。如果《建军大业》还有讲述完整历史的负担，《战狼2》则更加个人化，相对轻松很多。《战狼2》对于海外华人群体的直接展示和正面展现，是国产影视作品在题材上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过去的影视作品鲜少大范围触碰和表现这一群体；另一方面，影片对于该群体的刻画，也摆脱了《北京人在纽约》等过往影视作品中的压抑感和屈辱感。这种类型、题材上的突破所依托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民心态的重大转变，以及中国与世界在空间感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战狼2》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来到了一个历史临界点：经过之前《湄公河行动》等影片在不同层面上的探索和积累，我们已经可以期待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扎根于中国经验的中国式大片的出现。

粉丝文化改写时代文化娱乐消费

“主旋律”在当下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支撑“小鲜肉”崛起的主要文化消费群体是90后、95后甚至00后等几乎完全在互联网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迅速占据了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消费主体位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由于90后、95后甚至00后等一批批年轻人不断登上社会的舞台，为了照顾和适应他们的文化娱乐消费习惯，影视领域即便是“主旋律”的创作和拍摄、生产和传播，也同样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小鲜肉”本身并没有原罪，他们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争议的焦点在于天价片酬等问题是否是“小鲜肉”所独有。事实上，对于我国的影视行业而言，天价片酬问题早已经是一个全行业的普遍性问题，不仅仅是90后、95后甚至00后所喜欢的“小鲜肉”，那些大妈们迷恋的“老腊肉”，同样也都有着令人惊愕不已的天价片酬。比如在《人民的名义》中，“老戏骨”们的片酬都是“内部价”“人情价”。如果按照市场价，这部剧总成本就得接近3个亿，并不是其所标榜的中小成本投入，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当前中国影视行业自身的结构性困局。

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它的生产、传播所面临的具体商业风险和挑战，并不是我们坐而论道就能够体会的。所以，“主旋律”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它的很多特征还要深入挖掘，越来越多的“小鲜肉”出现在“主旋律”中，是新的粉丝文化消费形态的产物。

当前粉丝文化下的爱豆与传统明星的一个巨大鸿沟在于：前者建立在当代粉丝文化的土壤之上，这种新的文化经验不在任何过往的理论阐释范畴中。比如去年年末，TFBOYS成员相继庆生之时，他们的庆生视频竟然被粉丝们集体筹资付费，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幕上播放——而那里正是前几年官方出资播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地方——这足以让上几代人都惊掉下巴。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纽约时代广场的大银幕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

在这种全新的粉丝文化中的粉丝们，他们非常清楚如何让自己的爱豆可以有效地提升作为明星的象征资本。他们在相当主动地参与塑造、建构爱豆的形象。我们千万不要轻视这种从传统明星到爱豆的文化跃迁，它已经深度影响到影视领域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比如，以前的电影观众观看古月那些特型演员扮演的毛泽东等伟人，毫无疑问必须要演得像才能符合他们的观看预期。而现在由“小鲜肉”们参演的《建军大业》，粉丝的爱豆经过粉丝们的长期共同努力，也开始参与到了这个国家的主流话语建构，也开始进入到了国家的主流社会，这既是粉丝的爱豆的成功，也是粉丝的集体成功。

正是这种我们不太好理解的、上述文化跃迁完成后的新一代年轻群体的文化价值代入感，开始在改写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娱乐消费，电影自然也不会例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鲜肉”们即便确实演得不好也还有市场的深层次原因。粉丝文化的影响，也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娱乐领域，也正在向经济、政治等多重领域持续扩散。这确实很悖论，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挑战。

“主旋律”还有更多文化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普通国民和中资机构的脚步和身影逐渐深入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的海外合法权益的保护也越发显得必要。侦破湄公河惨案、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等等，这些不能忘却的过往，深刻地展示了我国发展中的强劲国家实力。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语境下，以此类事件为故事背景，制作《战狼2》《红海行动》等当代“主旋律”电影开始成为这两年中国电影的一个新趋势。

我们相信，未来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会越来越多。但在拍摄涉外题材的影视剧时还应更加注重对相关细节的把控，毕竟这其中会涉及其他国家的民族、宗教、主权等重大问题。美国等世界强国在《007》《碟中谍》《谍影重重》等系列影片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处理相关问题的文化经验和影视技巧，这也保证了它们在长时间经久不衰的同时，又规避了相关的风险和争议。在这一点上，我们还缺乏相关的经验和技巧。

因此，整体性地审视这一波“主旋律”爆红背后的成因、逻辑，已成为了这个时代文艺领域议事日程上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认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曲径通幽的有效路径。因为无论如何，这一文化周期的历史闸门已经开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来自一个长周期的文化挑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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